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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创新力与高质量发展

2019-10-24 18:27:07  来源:中国金融商报     编辑:翟晓燕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历史并未终结,文明的多样性蕴藏着人类的无限希望,中国的实践为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提供了全新选择。在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关注中国、需要中国,这为我们坚持和平发展、赢得优势主动打开了广阔战略空间。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发展大势中,“一带一路”倡议实施6年以来取得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全球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研究“一带一路”的专家学者认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利相融,利相融在于心相通,而我个人研究加上了一点,即心相通在于道相谋。人们看待世界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严重撕裂,即“道”不相同,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倡“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做到民相亲、利相融、心相通、道相谋?关键在于文化的融合,而不能使文化冲突,由此习近平主席又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

一、增预期、树信心回应“时代之问”

世界发展变化之快,令我们这些血肉之躯的凡夫俗子难以理解,连习近平主席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时代之问”:世界怎么了?人类要往哪里去?亚洲前途在哪里?我们怎么办?面对这样的“时代之问”,我们中国还有没有发展的机遇?我个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我们打贸易战关键打两条:第一条是想打掉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预期,第二条想打掉我们老百姓在国内的发展信心,即对外打预期,对内打信心。目前包括香港暴乱、台湾选举乱象等,都是意图制约阻挠中国的发展。那么,中国在当今的历史节点上还有没有发展的机遇?有一些悲观论调,也有一些夸大的言辞,但习近平总书记给出了精准表达——我们仍处在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具体解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乘风破浪的“飞跃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精进臻善的“成熟期”、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关键期”、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的“重塑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又一个“创业期”。在人类日益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今天,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关注中国、需要中国,这为我们坚持和平发展、赢得优势主动打开了广阔战略空间。

我个人认为,面对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对外发展新路径就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面对世界变化,特朗普正在全球打贸易战,他认为上世纪由美国主导开启的经济全球化美国输了,因为全球化把穷国养富了,他现在想挑头主动构建新的世界格局即意图重新主导主控新全球化,其中用意之一就是制衡中国发展的国际生存空间。“一带一路”倡议是新全球化再平衡实现路径,也就是要不畏艰险、排除万难,通过共商共建共享实现沿线国家合作共赢,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严格来讲,“一带一路”建设是要构建新的物流体系。三四十年前,我们处在全球物流配送体系的末端,现今随着我国的发展,应该成为全球物流配送体系的起点和终点,这就会重新改变世界格局。“一带一路”倡议是伟大的构想,是检验中国人能否融入世界、做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影响的选项。“一带一路”构建的“丝路秩序”以“五通三同”新理念为引领,其中“民心相通”是实现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至关重要因素,必将进一步推动世界城市之间人口流、资金流、信息流、财富流的交融集聚,关键在于促进“一带一路”城市文化的融合共享。由此可见,创办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举动,对促进“一带一路”城市文化融合与共享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内发展新路径就是要“高质量”转型升级。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分工中处于中低端,只是生产鞋子、衣服、零部件、地摊小商品等等。如果我们一直处于世界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那就没有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国提出要从高速度向高质量、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从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转型。以“一带一路”和“高质量”两个维度分享“文化创新与城市发展”课题就很有意义,“一带一路”建设中城市会发挥很重要作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城市,这就带来一个思考:城市是什么?

二、应当精准认知“城市”与快速城市化

我国城市,在近三四十年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只是把它作为物理空间、当做经济行为研究,但事实上,把城市只作为物理结构构造或把城市只作为发展经济的载体,在认知上就偏低了。我认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关注城市的转型升级发展。城市发展史至今有5000多年历史,人类作为有智慧、有文化的高级动物,把我们的生存经验代代传承,从蛮荒时代走来,城市和城市化是追求的目标。城市和城市化就是我们人类为自己创造的追求美好生活的“诺亚方舟”,这不是单纯的钢筋水泥物理构造,不止为人类生存遮风挡雨,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创造了一种生存环境,这种环境就是人与物理构造所发生的关系即城市文化。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只要出门无论工作、旅游、留学等,就会观察城市景观,因为城市景观是人类审美、人类精神面貌的外化,是人类独特的创造,这种独特的创造表现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理解。

就我国而言,历史上很长时间是一个农耕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9%,也就是10个人中大约只有1人生活在城市,此后很长时间农村人口都是中国总人口的绝对主力,直至1978年,农村人口依然占总人口的82%。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使得农村过剩的劳动力离开农村,大量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从而扭转了我国农村人口增长的趋势。回顾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我们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100年的路程,可以说,创造了人类城市文明的奇迹。现在我国有600多座城市,其中400多座是大中城市,其他是小城市。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发改委何立峰主任完整、详细的回应我国城市化的现状,权威的数据是:201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59.58%。把我国城市化率和世界城市化率进行比较,发现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深圳这些地方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国际平均水平。

有学者认为,由于大地山川的独特构造,我国城市化率极限是65%,例如中西部崇山峻岭、沙漠戈壁,这些地方是不适合城市化的。以此极限来评判的话,我们的城市化率已经接近65%,中国城市化的拓展空间已经成为受制约的有限资源。事实上,有不少地方已经过度城市化了,例如苏州,官方数据国土面积用于城市化开发已经占28%,而苏州的水域面积很大,除却水域面积,国土面积用于城市化开发接近60%。以前的苏州是小桥流水、江南人家,宁静温馨而优雅,但现在烟雨江南的那种情景、韵味已经消失,苏州已经成为一座像上海一样闹哄哄的城市。国土面积用于城市化开发最宜业宜居的国际公认标准是15%,按此标准,苏南已经过度城市化。所以,苏南地区现在已经提出“再城市化”“后城市化”概念。按照国际发展经验,有资本、有创意的人才逃离城市,到更宜居的城市郊区创业,这是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趋势。而“再城市化”意味着“腾笼换鸟”,这更为艰难。快速城市化、过度城市化使我们思考:城市到底是什么?到底有什么用处?本质竞争力是什么?核心软实力是什么?

城市不单单是物理构造,其核心是人类为追求美好生活而创造的。那什么是美好生活?更美好生活,不是简单的吃喝玩乐生理层面的需求,而是更多来自精神层面。城市能让我们更加自由的放飞灵魂,能进行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的灵魂交流,也就是说,城市能让我们更多地享受文化。根据我个人的观察,我有以下几个观点:

1、城市是我们人类为自己创造的“诺亚方舟”,城市的本质是为人服务,而非人为城市服务,所以城市应当“以人为本”,服务于人的美好生活。

2、城市不应当成为商品,不能被资本绑架,更不能被金融资本绑架。一位在香港工作生活30多年的旅游业人士认为香港问题的关键是被金融、地产绑架了,现在香港的小年轻绝对买不起房子,租房住付租金,租写字楼也付租金,香港所有的经济行为都离不开“地产金融”,都离不开以李嘉诚为代表的“四大家族”。城市变成了商品,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城市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3、城市是富人的,也是穷人的,城市应该平衡和谐地发展。巴西奥运会时,央视白岩松到里约热内卢访问,他去了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点评里约热内卢充满魅力,因为它不单单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穷人的城市。巴西有很多足球健将和演艺明星都来自于贫民窟,这里充满人文的关怀。

4、城市叙事给人们带来的记忆、想象和认同应当有一些“乡愁”。现在有一些学者认为,我国不是“乡愁”,而是有一些“愁乡”,城市发展使乡村凋零。所以现在的思考是,怎么用“乡愁”来化解“愁乡”值得关注。

5、城市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把农民搬到城里,而是要将乡村文明导入城市,将城市功能导入乡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这也是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家金经昌老先生的观点。我上世纪90年代初在采访老先生时他说:现在城市化的推进,观念是错误的,不是把农民搬到城里就是城市化了,要把乡村文明导入城市,把城市功能导入乡村,这样一来城乡差别变小,城乡一体化发展。原来农耕社会具有乡村文明,大家在村里都是互相关照、其乐融融,这种文明需要引进城市;城市的功能,比如道路、公共卫生设施、厕所等,需要将这些功能植入乡村,提高乡村生活品质。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曾对我说:“‘中国的城市化还要大力推进’是一个误区,美国早已开始城乡一体化。在美国,已经分不出哪里是城市,哪里是乡村了。有钱人都住到了乡村,乡村比城市的生活品质更高。”乡村具有了城市的功能,还具有人文品质,与乡村相比,城市应该有一些“乡愁”。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我们对居住地也就是家乡所怀有的挥之不去的深沉情感,这种情感是永恒和不变,这种永恒和不变使我们久久地沉浸其中。从学术的角度讲,”乡愁”是一种终极价值,是一种思维的起源。”乡愁”跟现代性是矛盾的,因为现代性是追求发展,而”乡愁”是一种永恒和不变。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乡”,因为我们已经有59.58%的人居住在城市。对中国人来说,特殊意义的“乡”有乡土的概念,包括农业文明、亚洲文明、东方文明,但更多的是记忆之故乡、现实之故乡,这种“乡”是我们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按此定义,城市已经成为我们现代人的故乡,是我们寄托乡愁的物化,如果“物化”出现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受到了挑战。

三、现代人的生活之源、精神之根

我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做了一个观察。意大利庞贝古城的遗址真实地保留了公元790年火山喷发灾难来临前人们生活的样子,让我们看到当时庞贝人生存的精神状态——洋溢着鲜活的人类生活气息。陕西韩城,中国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始建于隋唐时期,距今有1300多年,是司马迁的故乡,历史风貌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誉称“古城活化石”。丽江古城,作为保存浓郁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生态美妙结合的典型,具有特殊价值,保存了历史的真实性。早在199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其确定为世界遗产。但是现在人们再去丽江古城就会感觉那里的商业气息过于浓厚,事实上,那时联合国所致力保存的真实价值正在逐渐消弭。上海石库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居民住宅,现在已经成为上海的一个缩影,成为上海一个标志性象征;田子坊文化创意园区成为上海的文化形象,是上海的宝贵财富。但是上海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消失的“三湾一弄”令人惋惜,“三湾一弄”是苏北里下河人民逃难时穷人的集聚地,是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不同人群的生命脉络,现在都消失了。如果当时保留了药水弄,或者保留一片,上海这座城市的根脉就显得完整。上海开埠过程的艰辛、难民生存的经历,都在大规模城市改造中成为消失的记忆。

在观察城市发展时,我们不得不反思快速城市化给我们带来的“痛点”,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为故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迁徙——六七亿农民告别土地,告别乡下的故乡来到城里,使城市成为自己的故乡。二是记忆消失。一座城市外观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比如宝鸡,现在跟10年前、20年前相比,城市外观肯定不一样了,再寻找往昔,基本找不到了。所以,现在有价值的需要保护,像上海就在保护经典的邬达克建筑。三是面貌雷同。数百城市如同一母所生,都是简单的克隆复制,不管到哪里,看到的都是没有个性色彩的城市建筑,单从外观来看,都搞不清楚这是哪里。像央视“大裤衩”、苏州“秋裤楼”、安徽阜阳“白宫”,这些简单的克隆复制都说明城市同质化现象严重,克隆复制缺少地方特色,缺乏文化元素。四是人文缺失。所有的城市房价都涨上去了,但是这些房子是钢筋水泥的物理构造,没声音、没文化,不能给你记忆和想象力。现在不论一二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共同的问题都是房子空置率高,很多城市街区变成了空城、睡城、死城,没有人文气息。这种空置是对人类创造的社会总财富的犯罪和浪费。五是城市病集中爆发。梁思成当年曾说:“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早晚有一天你会看到北京的交通、工业污染、人口等等,将来会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的路。”现在,梁思成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首都变“首堵”,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就是要纾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治疗北京的城市病,化解城市病对人类的报复。

近期,乔家大院一夜之间跌落神坛值得大家惊醒。乔家大院是具有北方传统民居建筑的古宅,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但为什么会跌落神坛?我个人认为,是晋商精神的文化之魂的流失。晋商在清代时是非常值得敬重的群体,他们敬业、勤奋、刻苦、谨慎,而且具有群体精神。乔家大院就是晋商留下来的遗产,这种遗产不单单是物理性的,更重要的是晋商精神的文化之魂。现在乔家大院被直接取消5A资格,取消的原因是过度商业化,把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变成今天牟利赚钱的物理构造,管理混乱,企业股权频繁变更,乔家大院变成资本游戏的载体。

快速城市化使我们的城市乡愁无处安放,城市记忆没能有效延伸,城市文脉没能得到应有的传承,城市历史被割断,城市记忆在消失,城市缺乏个性特色,城市难以激发想象。所以中国30年快速城市化到底有什么样的价值?从高质量的维度观察,快速城市化是不是同样面临着要谋求实现高质量的转型升级,而不是在原有快速城市化惯性道路上超前推进。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城市品质有待提升的背景。

这些“痛点”说明,快速城市化在人类城市叙事方面出了一些问题,怎样书写重构宏大的城市叙事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城市叙事,主体性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历史性应当注重历史人文的沉淀,而不能让其消失或者毁灭、破坏;丰富性应该强调个性和特色,使其多姿多彩;科学性要延续塑造城市内在的肌理,同时城市应当给人类提供审美艺术的想象空间。这就带来一个研究话题:文化是什么?

四、城市最有价值的魅力是“文化容器”

全球关于文化的表述和理解不尽相同,我个人认为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理解文化:人化化人、生命基因、价值认同、行为方式、精神愉悦。文化是人创造的,同时文化又来规范人。文化的核心是一种价值认同,而在相同的价值认同下会有共同的行为方式。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价值观的冲突,就是在如何看经济全球化、如何看世界发展、如何更好地生活在同一个地球的问题上,东西方之间的看法发生了严重冲突。习近平主席的看法是世界只有一个地球,人类社会面临很多共性的问题,我们应当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抓住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因为这将极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将会把我们人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特朗普不这么想,他主张美国再强大、美国优先,所以发动贸易战在全球为美国薅羊毛,以一国之利谋世界之变,这就是价值观以及文化冲突。

现在对城市文化创新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新工业革命是新的科技推动力。我个人认为,现在八大技术即大数据、智能化、移动端、云计算、神经元、类人脑、物联网、区块链正在不断融合,正在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孕育发生。有专家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上世纪8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和拓展,而我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技术破译我们人类大脑所特有的智人基因,使我们的智力和能力有所突破。人类是智人,是有记忆、能思考、会想象、有情感的地球上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动物。科技和社会革命就是要破译我们的大脑,破解人类为什么会有这种聪明的基因。如若聪明基因被破译,这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共享式福利,将会使我们进入智能化社会。

人工智能本身具有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创、自主操控这样的创新文化,现在智慧城市就是要把人工智能的创新文化用于人类的文化创新。人工智能被视为改变人类命运的战略性技术,也是改变我们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创新文化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文化创新,这种文化创新低层面是知识学习、兴趣交流、思维模式、就业结构、分配方式、消费方式,高层面是法律制度、社会文理、人际交往,更高层面是国际关系、人类治理、世界大同。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5G、6G、4K、8K等,所有技术突破就是中美贸易博弈的一方面。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大力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就是要运用最新的技术使城市通过云网端实施实时在线集成、智能集成,互联互通交互融合,数据驱动达到拓展新空间、优化新治理、促达新生活的目的,从而重构人与服务、人与社会、人与城市、人与自然、人与未来关系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以及互联互通、智慧服务、便捷高效、利己便民、数据驱动、协同创新的可持续发展。智慧城市将会改变我们对未来世界的理解,将会是我们人类未来城市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将会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变化,这就延伸到下一个话:城市的魅力是什么?

城市的魅力就在于人作为生命体和城市作为物理构造所发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互动就产生了文化,城市与文化的嫁接,就是城市文化。生活在城市,怎么生活得更好?城市的什么感动了你?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们期盼着城市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城市文明给我们带来心灵愉悦,使我们学到许多新的知识,我们从心底里产生对这座城市的热爱,产生要对这座城市奉献的情感,从而一起来构造这座城市的魅力,构建城市魅力就是要为这座城市更美好付出我们良好的情怀修养与言行举止。如果将城市拟人化,如果一座城市只长身体,房子越长越高、高楼大厦越来越多,但里面是空洞的、没有内涵的、没有生命的,那么这座城市是没有魅力的。

城市是人类创造的诺亚方舟,其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要素是人以及人的社会活动,城市是人作为生命体怎样在这个舞台上进行集体叙事。美国城市学者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是社会活动的剧场,是文化容器,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群体,也是各种密切相关且相互影响的各种功能的复合体,不单是权利的集中,更是文化的归结。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认为,城市的作用在于改造人,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此得以充分发挥并产生多样的新角色。这些都是城市学家对城市的认知。

五、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文化动力

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与世界城市发展史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前工业社会及农业社会,人类主要依赖自然界提供原料和人的体力,经济主要是由农、林、渔、矿业构成;二是工业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减少,用能源代替体力,依靠技术和机器从事大规模的商品生产,经济主要是由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部门构成;三是后工业社会,人们依赖信息,主要致力于发展服务业。事实上,现在正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就是智能社会。

按照这种人类发展阶段的分割,世界城市的发展史大致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城市产生及早期发展阶段、中世纪阶段即前工业化社会时期、工业化时期、当代与后工业化时期。

对于这样的概念,怎么解释城市发展动力,有三种思维:一是传统思维,就是从生产观点来研究消费。在20世纪初期之前,传统模式中所强调的生产元素,诸如土地、资金、劳动和管理,这些是推动经济增长和人口流动,影响消费行为和居住模式,在城市发展方面起基础性作用。二是人力资本模式,从人力资本角度分析工作和就业。上世纪90年代,大批人口融入城市,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兴起,在用传统模式解释城市发展动力时扩展到新要素即人力资本。该模式认为促进城市发展不单要运用土地和资本存量的增加,更要人的技能和知识的提高,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三是设施便利模式,在探讨人口迁徙和经济增长问题时,提供便利的设施以吸引创意资本。上世纪90年代,大批的制造业从城市中心撤离,取而代之的是休闲娱乐、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城市形态由生产转为消费,大城市的竞争优势将集中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的能力上。吸引创意阶层人力资本就要提供文化艺术的实践、自我表达的氛围以及受创意人群群体欢迎的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就成为城市转型发展的新动力。

这三种思维就是三种不同的方式,从传统模式到人力资本模式到便利设施模式发展,城市产生和早期发展的确验证了这样的逻辑发展思路。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两河流域产生了最早的一批城市,埃及、伊朗、伊拉克那一带城市发展很快;印度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又一发祥地,也有大量的城市;中国也是世界城市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出现城市的雏形,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600年出现城市。城市的出现是人类史上的革命,城市产生使古代文明泛滥,平原灌溉和广泛的贸易活动兴起是城市产生的重要基础。美国的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而在美索不达米亚文字中“商人”一词在公元2世纪才出现,所以城市是“王权”、有钱人创造的,从埃及、苏美尔、中国等地城市兴起的原因看,王权制度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

罗马帝国衰退后欧洲地区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罗马文化,希腊罗马文化跟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而中国则产生了可以与希腊罗马文化相媲美的春秋战国及秦汉文化,也是以城市化为主要标志。但是现在希腊罗马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主要标志跟记忆,而秦汉文化在全球的传播相对是不够的,历史传承和保护也是不够的。希腊早期城市具有明显的特点:大多数是坐落在有利于农业、防御和贸易的地方,大多有城墙环绕,宗教在城市布局和社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大多有中心广场,广场四周是宗教和政府建筑物,广场中心放射出宽敞的林道。在市中心林道的两侧居住着富人,从富人住宅的周围一直延伸到城墙的地带是其他人居住的地方,商人和工匠居住在他们的地方。“城”和“市”是分开的,“城”是有钱人居住的,“市”是工商业和商人做贸易交易的地方。城市同自己周围农村土地的关系是城市从农民那里取得粮食,作为回报城市保护农民不受侵犯,由此城市跟农村成为一个有机的共同生存的载体。

实际上古罗马帝国和罗马城市文明非常强大,但是罗马把城市作为一个极尽奢侈享受的物理载体,没有注入生产和文化的元素,最终罗马城市文明和罗马帝国很快消失。从罗马帝国消亡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欧洲世界黑暗了一千年,城市文明几乎消失。一种学术观点认为,欧洲白人神权时代非常愚昧落后,因此被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瞧不起,后来他们搞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最后搞工业革命成为世界霸主。现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了,欧洲认为侵害了他们的利益,美国特朗普以及白人们有一种深深的焦虑,他们又渐渐恢复到了“白人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发展非常快,因为城市是各种优质资源聚集的载体,是大工业生产线、机械化流水线最重要的平台,工业城市大量产生,尤其在英国。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也就是知识社会,城市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知识生产和创意。后工业化首要与最简单的特征就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和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服务业主要指除了农业和制造业以外的商业、财经、交通、卫生、娱乐、科研、教育和行政工作,现在城市都在朝这方面转型,包括农民工进城的就业问题。30年前快速城市化时,10人解决就业中8人是农民工,2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在的情况可能倒过来,二三人是农民工,七八人是大学生,就是生产方式与城市形态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要顺应知识社会的城市需求,做创意性工作,而非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现在香港就面临老中青代际之间的就业门类冲突。香港开出租车的与饭店服务员们大都是中老年人,他们喜欢劳动,但青年人不在这些行列。知识生产时代城市围绕知识、为了创新和变革来实施社会控制和指导,这样就必须从政治上加以协调管理新型的社会关系,由此城市的文化动力就发生了变化。

城市的文化动力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消费层次,二是创意阶层,三是城市场景。消费层次,核心问题就是转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由原来的出口为主转变为进口为主。世界上的大国强国,肯定是进口大国、消费强国,我们现在要消费升级,而升级的主要载体就是城市。创意阶层,也就是城市发展的精英群体,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拥有消费能力和意愿,尤其对于音乐、影视、动漫、服装、餐饮、读书等文化消费,这就与他们的父辈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全球化时代,当大城市发展模式由生产推动变为消费拉动时,创意阶层成了城市制胜的关键。城市场景,用场景让创意阶层久久沉浸其中,以此发挥他们的创意,创造出产品。

城市发展文化动力模式聚焦于如何运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转型,文化不是抽象的、模糊的,而是具象的,是与城市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文化设施、多样性组织、各种文化实践构成的城市场景等等。城市文化动力模式包含多个维度:社区,物理结构,多样性人群,由社区、物理结构、多样性人群构成的组合型活动,由以上四个因素所表达的符号意义和价值。这种符号意义和价值可以定位这座城市所发生的、经历中什么是重要的,比如宝鸡,最重要的是非常厚重的历史人文。

借鉴城市场景理论来解析文化动力就有好几个维度。有生活文化设施,比如咖啡馆、酒吧、卡拉OK、公园;多样性组织来吸引多样性人群;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体验多样文化以此促进娱乐消费,就像纽约、巴黎、伦敦等。在分析了快速城市化、文化的魅力之后,我们来关注下一个话题:什么是城市软实力以及怎样塑造地区形象?

六、城市软实力与地区品牌形象塑造

城市是一个剧场,每个人都在里面表现,人在城市的聚集就塑造了这座城市的魅力和风格,反过来城市又制约和改造人。城市里的人如果品行不高,那品行不高的人也会让这座城市品质不高。人是城市中活的载体,人与城市的品质互为支撑。比如纽约时代广场是世界各色人群的汇聚之地,在此能体验到世界各地人文的交流;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你能欣赏这座城市的景观,感受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土耳其外宣片《Watchtower of Turkey》影响力非常大,音乐很迷人,场景很抒情,历史底蕴非常厚重。宣传片带有浓郁的中东风情,让人们感受到中东土耳其浪漫、有意蕴的异国情调,感受其文化魅力,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巴黎发生“黄马甲”事件,本质上是第五第六代移民融不进巴黎,回不了故乡,文化冲突导致社会骚乱。欧洲一些国家正在快速伊斯兰化,以及频繁发生的美国枪击案、新西兰恐怖袭击,这些就是受宗教影响发生的文化冲突,文化冲突使城市不美好。

我们说城市本质上是文化的磁器和容器,从空间维度说,城市就是文化磁器;从时间维度看,城市是文化容器。年轻人喜欢生活在大城市,中老年人喜欢生活在二三线中小城市,他们选择的是不同的文化品味和文化构造。年轻人喜欢生活在陌生人社会,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生活在中小城市整天被父母监管着、不自由,这不符合他们的天性,所以年轻人喜欢闯天下,向往自由的竞争,由此就会成为新移民。把上海和深圳进行比较,上海1843年开埠,已经成为一座渐渐老去的移民城市,它的活力、创新力比不上深圳,深圳是改革开放后新兴的、最年轻的移民城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示范区,深圳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领头羊。

城市的精要在于体味和认知。巴黎圣母院失火烧毁很多人哭了,因为巴黎失去的不仅仅是圣母院,更是巴黎的记忆。巴黎圣母院是巴黎的象征,是巴黎文化的基石,是巴黎的记忆,尽管以后可以复建,但记忆已经被割断,传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巴黎圣母院。香港,改革开放之初香港文化、港台文化就像韩流、日风一样,对中国内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香港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香港是一座工商业城市,商业气氛浓重,寸土寸金,无法提供更多的休闲空间让人们享受生活,因此台湾龙应台曾说,“香港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坐在星空下,伴随着海风海浪,吃饭喝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

城市软实力是非物质要素力量的组合,是建立在城市文化、政府服务、居民素质、社会和谐、城市形象传播等非物质要素之上的城市社会凝聚力、文化改造力、环境舒适力、科技创新力、区域影响力、参与协调力等各种力量的组合,是城市社会经济健康和谐跨越式发展的有力支持。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是人的行为,是文化的力量。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做了一个测评体系,由10大类31小类110个指标来评选具有软实力的城市,包括了文化号召力、城市凝聚力、形象传播力、政府执政力、社会和谐力、教育发展力、商务吸引力、科技创新力、区域影响力、信息推动力诸多方面,可以通过软实力的资源要素整合推动城市在这些方面发展。现在提倡的“夜经济”,能否发展起来的关键要素是城市的软实力也就是文化,一个城市进入夜晚以后,有可供人们欣赏的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供人们闲聊聚会的各色酒吧,这些为人们提供的是精神上的享受,人们就愿意花钱消费,而不能简单地靠吃喝与看夜景。

城市精神是实现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路径。所谓城市精神,就是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的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它的外溢就是行为方式,就是号召市民围绕城市打造及体现城市精神,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得以外化,贡献社会。城市软实力的实现路径有助于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也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增长,有助于城市影响力提升,有助于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时,城市需要打造亮点,打造城市灵魂,比如上海,是共产党的诞生地,是一座革命的城市、红色的城市、人民的城市,这些正在成为上海具有标识性的文化符号。

城市的价值观、历史文化、城市精神、民族风情,这些是塑造外在形象的客观载体,而市民素质和城市精神是反映城市精神面貌,凝聚城市思想的精髓。城市的文化具有以下基本特征:一是文化具有独特性。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独特的城市文化才具有吸引力。二是文化具有差异性。城市的诞生和发展都有特定的自然条件、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是集聚性,城市文明体现人类的社会属性与群体智慧,城市文化在城市形成伊始就带有一定的群体性。四是辐射性,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具有综合影响力、发展带动力。五是开放性,城市人口、资金、商品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使得城市的公共物品不断地扩散、传递和共享。六是兼容性,城市的兼容性是城市文化时空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一个城市封闭、不兼容,那么城市的发展就会滞后。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如何推动城市的发展?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的城市化进程会不断优化,城市之间的联系在日益密切,城市必然成为“一带一路”的点、线、面。“一带一路”给世界城市文化发展提供了中国理念——共商共建共享,世界文化、城市文化、城市和城市之间的文化,应当走融合发展之路。融合发展就是城市的文化传承要体现独特性,不能雷同复制。同时,城市的多元发展要体现兼容性,不能排斥其他文化,比如宝鸡,历史人文厚重,但是也不能排斥现代审美。包容要体现开放性,温暖要体现共享性。

在促进城市文化融合发展方面,我有如下建议:第一,文化基因解码。对区域内的文化进行精准解读,破译文化基因,只有把文化基因搞清楚,才能把当地的文化产业做清楚,本土文化才能发展好。第二,优质资源整合。历史文化都有区域性和本土性,一方水土上成长起来的文化,可能有共性,一定要发掘整合这片山水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独特的文化资源,尤其注重其不可替代性。第三,城市文化品牌。作为品牌要有标志性,就是要特色鲜明,同时要与软实力相结合,人工智能等科技力量可以提升城市对现代人的吸引力。第四,文化旅游共赢。在旅游中体现更多的文化元素,不单是看看山水,更是朝着精神层面发展,注重文化的本真本源。第五,大力宣传推广。不但要善于利用传统媒体,还要发动新媒体的力量,网剧《长安十二时辰》把临潼带红了,这就是新媒体的力量。

如果单单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或者经济发展的推手,文化就无法发挥作用,文化如果做不好,城市就会走偏,过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就是一个“痛点”。一个地方的父母官,建设这座城市,一定要把这座城市当成自己的儿女,或者当成父母,一定要有敬畏孝敬之心。

以上是我的真实观察和主观感悟,如有不对,请大家多多包涵。

(作者何建华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副院长,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本文是2019年8月20日在宝鸡召开的以“文化创新与城市发展”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一带一路”沿线城市智库联盟大会上的主旨发言,经作者授权发布)

本文来源:《宝鸡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本期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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